两汉思议天人相应话题，是追究人之生命所以存在的根源、根据，及究天人之际。
可是，光靠这个也不行，因为这只是个外在的约束。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按照一个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说法，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一些民族习惯，是风俗习惯，而文明是一个可以进化的，是一些跟教养相关的规则。
所以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就没有办法做人，因为做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像动物一样，做人就是要在一个群体社会里面，遵守一种文明的规则来生活。他所留下的知识遗产，有些是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我们可以拿它来当作一种资源，为什么说是资源，意思是说，任何的一种文化传统，它都只是有待解释的资源，应该经过选择和重新解释，然后才成为传下来的传统。通常，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过去拥有文化经验、熟悉过去文化规范、享受过去的文化和历史的优越感的贵族，对于礼崩乐坏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恐惧的。季氏这个家族，居然在家里用八八六十四个人跳舞，也就是八佾，他的家庙里奏音乐，居然奏的是《雍》，《雍》是天子穆穆，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蹈和音乐，他居然在家里用。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无论是好的饭菜，还是不好的饭菜，面对它都要恭恭敬敬地吃。
所以，文明和文化之间是有分歧的，一个民族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同时它又要进入一个大家普遍遵循的秩序和规则。《论语》第十篇叫做《乡党》，它里面说到孔子的种种举止行为，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人，他对人的态度是很谦恭的，做人的行为是很严肃的，日常是很讲究教养的，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很有绅士风度，而且他也非常强调这种绅士风度，这种绅士风度，在那个时代，就是一种贵族传统的教养。七厄于宋开宝中，李鄂删定《释文》，则并陆德明《音义》具非其旧矣。
诚斋云：‘卦者其名，画者非卦也，此伏牺氏初制之字也。[8] 参见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4—365页。[45] 《隋书》，第927页。[69]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部分第四十二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第457—459页。
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国语》载，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晋语》七），申叔时曰‘教之《春秋》（《楚语》上）。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共撰所闻，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
（《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68] 《熊十力全集》第六卷，第477页。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至此，始于先秦时期的六经，在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复杂变化之后，到了宋代便定格为十三经。[26]就在《书》复现于世，并得以流传之际，旋即便卷入到了今古文之争的巨大旋流之中。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已经无法说清。
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25]但是，此百篇的情状与上古之书类文献的关系究竟若何，经孔子之手得以流传的《书》类篇目和后世流传之文本的具体联系，以及这些复杂的变动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我们是无法说清楚的。对《易》之卦爻做初步说明的《象》、《彖》，或进行深度解释的《系辞》、《文言》等传，是否成于孔子之手，古今的认识差别极大。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但迟至西汉末，方才出现《周礼》之名，王莽时，刘歆奏之以为礼经，置博士。
风为教化，关涉民情、民俗，具地方性、底层性。[74]没有孔子，便没有六经系统的产生，或者这些三代文献就不可能获得集束化的处理而成为经典。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昭公二十五年）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
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三、五经的确定性和流变性 经过孔子的删定之后，古学形态的六经材料和相关文献才渐渐地变成了轴心文明时期的六经系统，成为了儒家学派的根本经典和儒学后续发展的源泉活水。[68]正因为如此，啖助（724—770）才说：《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此类文献的后续整理和传衍，又经历了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所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
[53] 《周易·系辞下》，现代解释详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558—561页。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
又《太史公自序》谓：《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如果说孔子删定六经是闵王路废而邪道兴，皆带有时代之感悟与理想之寄寓的话，那么因古史而修《春秋》，就更是有感而发了。
《汉书·儒林传》谓：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诗》因列国歌谣、风雅之什而删之，所以陈风俗之得失。
按照《史记》中的追记，六经系统的成型化是与孔子一生所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嗟乎。[17] 面对如此庞杂、各种背景的诗作，孔子删之，显然是有备而来的。[76] 《史记·儒林列传》，第3118页。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
《礼记》，万世之书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这样，由口传和书写之两种形式间的差异性所造成的文本问题，便开始长久地困扰着对于《书》的理解与解释。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
贾谊（西元前200—前168）在分述五经对于德的重要意义之后，指出：《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驩然大乐矣。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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